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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的山大情缘——访校董会名誉主席、国家社保基金理事会理
发布时间:2006年12月27日 09:34     作者:校董会与教育基金会办    点击:[]

采访归来的路上,我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采访之前的紧张与忐忑荡然无存。项部长的热情与亲切仿佛还停留在眼前,让我们感到温暖,让我们一直微笑。

和经济学院党委书记于良春老师坐在返回学校的出租车上,于书记很高兴地说:“给你们采访的时间还不少呢,原来说只有十几分钟,我看都有半个多小时了!”“对啊!他的时间那么紧,还抽出半个多小时接受采访。”我们都感到幸运。于书记对我们说:“他对母校很有感情的。”这时司机突然说了句:“你们说的中央领导人,山大的,是项怀诚部长吗?”于是我突然想起入学时常听的一句话——“今天我以山大为荣,明天山大以我为荣”。……

2006年10月15日是山东大学成立105周年的日子,同时山东大学第一届校董会成立。作为第一届校董会名誉主席的项部长,又一次回到了母校。

见到项部长时,他热情地笑着起身与我们每一个人握手,然后对一个学生记者说:“来,坐我身边!”这突如其来的亲切让我们把在心里背了无数遍的“台词”抛诸脑后,就像拉家常似的很自然地和他聊了起来。

又一次踏入母校——“回家的感觉”

项怀诚于1956年进入山东大学就读于中文系,距今整整半个世纪了。对于当今的山大,他用了“今非昔比”这个词来形容。他回忆起当时他们在青岛时,校舍是德国军队的兵营,学校里有德国总督的公馆,而他们住的地方竟是美国人在青岛的活动房子,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工棚”。

条件的艰苦掩盖不了山大的出类拔萃,“校长、教授都是非常强的,我们那时也都是慕名而来”,项部长说起当时的山大有着无比的自豪,“如果说我读书的时候山大正处在建国以后第一个辉煌期,那么现在五十年后又是一个新的辉煌期!”他还记得当时的山大只有两三千人,中文系是最大的系,他们班一共108人,后来一直被戏称为“一百零八将”。“现在的山大光一个威海分校就一万多人哪!”项部长感慨道,“我们当时在校时文史哲比较强,而现在正处在教育改革深化的阶段,不仅仅是文史哲,很多先进的学科比如材料专业都有建树。”对于山东大学大力推进的社会实践经历、海外求学经历、第二校园经历,他认为展涛校长思路很好,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形式,称赞“这非常了不起!”

当我们问项部长这次回山大是怎样一种心情时,他笑了:“回家的心情嘛!每个学生对自己的学校都有份感情,都想回到学校里来看一看,其实我多年不回来了,做得很不够。”可是谁不知道项部长毕业后多次回母校,对母校的发展非常关心,见证了山东大学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呢!

曾有报道这样写道:“项怀诚中文系出身,在回母校山东大学的演讲中,情到深处,哽咽无语,他更像是一个在数字森林中踱步的诗人。”“虽官居显要,但是老学长的讲话幽默诙谐并不乏诚恳,在台下的学弟们中大受欢迎。如果说老学长出场时同学们轰动是因为其部长的名头,但是开场白之后,大家被吸引则是因为它的发言了:真不愧是中文系正牌毕业生!”从采访中我们也感觉到,虽时过境迁,但项部长对山大今天的发展非常熟悉,正如他所说:“每个学生对自己的学校都有份感情。”

关于校董会名誉主席——“受之有愧,却之不恭”

项部长作为曾经的国家财政部长、现任的国家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具有与众不同的社会声誉和社会影响。当我们问及对校董会工作的建议时,他却一直强调:“母校请我回来担任这个职务,我是‘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啊!”项部长对山大成立校董会表示支持,校董会建国以后在我们国家的大学里是个新事物,在全世界却不是新事物。不过国内和国外校董会又有不同,“简单地说,在美国,校董会是老板;在中国,校董会就是顾问。”他举了个生动的例子,我们一听就懂,“现在很多大学都建有校董会,实践证明为学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应该走这样一条依靠社会各个阶层一起办好大学的路。”

“我还没有做过这个工作,对此很生疏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吧!”项部长坦然地说。我们都笑了,为他的谦虚。

同学情谊深——“我爱我的新山大”

项部长上大学的时候,校园里流行着这样一首歌,叫做《我爱我的新山大》。那首歌并非出自名家之手,而是56级中文系的108名中国同学和越南留学生共同创作的结晶。“那个越南的学生叫阮福,他有点越南腔,经常边弹吉他边唱这首歌,别有一番风情!”项部长对此事记忆犹新,在山东大学百年校庆之日还用此歌名作为演讲稿的结尾:“多少年来,这首歌一直埋藏在我的心底,它表达了我这个普通学生对母校的爱恋之情。今天,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我愿意再一次用这首歌的名字来表达我,以及千千万万个山大学子的共同心声:我爱我的新山大!”

项部长的老同学石家麟最近出了一本书《山泉集》,他给题写了书名,其中记载了许多他们同学之间深厚的友谊和美好的故事,从这本书上,我们得知班里学生的年龄相差比较大,而他是年龄最小的同学,只有十七岁。“对啊!我们班上只有四个像我这么大的,记得当时最大的学生是1925年的,比我大十四岁!”说起那时的事儿,项部长开心得像个孩子。

为了纪念入校五十周年,当年的老同学们最近在北京聚会了一次,一群大学时代相识的老人在古稀之年还能一起回忆年轻时的大学、年轻时的日子,让我们深深地羡慕。

大学生的在校学习——“不要过分强调你的专业”

在山大百年校庆典礼上讲话时,项部长说:“我非常感激母校对我的培养,山大对我们的培养不仅是专业上的,而且是人格和素质上的。”

谈起人格和素质的培养,他似乎又有着许多记忆。“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对此体会比较深,在学校的四年中,严格地讲‘读书不多,受到政治上的锻炼不少’。入学第一年认真读了一年书,第二年‘反右斗争’,第三年‘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第四年反右倾,我们的大学生活充满了政治色彩,很多时间都是去基层、农村劳动。”

“别完全否定我们当时的这些实践,我们是在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知识分子成天关在屋子里也不好,应该放下架子到工农兵里劳动。”他建议我们现在也要参加一些劳动、政治活动、社会实践,不过现在的方法和条件都比他们那时候恰当,“基本劳动对一个人的性格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我在校庆上说了那段话。”

项部长本来是学中文的,可是后来做了财政部长,现在又是社保基金会的理事长,大家都不解于这一系列的跨专业。正如他自己的幽默介绍:“我是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一个‘不务正业’的学生。我的专业本来是很高雅的,富有翰墨的芬芳,我却一辈子在钱眼里翻跟斗,和‘孔方兄’打交道,翰墨香是没有了,铜臭味倒有了一点。”其实这一切并不是偶然,当时山大学风严谨而又自由,项部长是中文系的学生,却经常去历史系听课,甚至还选修数学系的课程。“当时只是出于爱好,可现在看来,统统都派上了用场。”

结合自己的经历,项部长告诉我们:“大学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仅仅是打基础。我们这一代所学专业多是组织指定的;而你们新一代人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利,但也不要过分强调你所学的东西”,“毕业后也可以做和你专业不同的工作,有时相差甚远。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样的体验看作是一种挑战,一种再学习的机会。”其实,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我们无从选择,只有在大学里打好“通才”的基础,踏入社会时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专才”的涵义。

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项部长建议我们大学生把握好四个基础:做人基础、计算机基础、外语基础、人际关系基础,“打好这些基础,做什么都能做好!”

项部长轻轻地拿起放在桌上的录音笔,“来,把你们的高级设备收好!”我们都笑了,有种由内而外的愉悦与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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