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归来的路上，我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采访之前的紧张与忐忑荡然无存。项部长的热情与亲切仿佛还停留在眼前，让我们感到温暖，让我们一直微笑。
和经济学院党委书记于良春老师坐在返回学校的出租车上，于书记很高兴地说：“给你们采访的时间还不少呢，原来说只有十几分钟，我看都有半个多小时了！”“对啊！他的时间那么紧，还抽出半个多小时接受采访。”我们都感到幸运。于书记对我们说：“他对母校很有感情的。”这时司机突然说了句：“你们说的中央领导人，山大的，是项怀诚部长吗？”于是我突然想起入学时常听的一句话——“今天我以山大为荣，明天山大以我为荣”。……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５日是山东大学成立１０５周年的日子，同时山东大学第一届校董会成立。作为第一届校董会名誉主席的项部长，又一次回到了母校。
见到项部长时，他热情地笑着起身与我们每一个人握手，然后对一个学生记者说：“来，坐我身边！”这突如其来的亲切让我们把在心里背了无数遍的“台词”抛诸脑后，就像拉家常似的很自然地和他聊了起来。
又一次踏入母校——“回家的感觉”
项怀诚于１９５６年进入山东大学就读于中文系，距今整整半个世纪了。对于当今的山大，他用了“今非昔比”这个词来形容。他回忆起当时他们在青岛时，校舍是德国军队的兵营，学校里有德国总督的公馆，而他们住的地方竟是美国人在青岛的活动房子，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工棚”。
条件的艰苦掩盖不了山大的出类拔萃，“校长、教授都是非常强的，我们那时也都是慕名而来”，项部长说起当时的山大有着无比的自豪，“如果说我读书的时候山大正处在建国以后第一个辉煌期，那么现在五十年后又是一个新的辉煌期！”他还记得当时的山大只有两三千人，中文系是最大的系，他们班一共１０８人，后来一直被戏称为“一百零八将”。“现在的山大光一个威海分校就一万多人哪！”项部长感慨道，“我们当时在校时文史哲比较强，而现在正处在教育改革深化的阶段，不仅仅是文史哲，很多先进的学科比如材料专业都有建树。”对于山东大学大力推进的社会实践经历、海外求学经历、第二校园经历，他认为展涛校长思路很好，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形式，称赞“这非常了不起！”
当我们问项部长这次回山大是怎样一种心情时，他笑了：“回家的心情嘛！每个学生对自己的学校都有份感情，都想回到学校里来看一看，其实我多年不回来了，做得很不够。”可是谁不知道项部长毕业后多次回母校，对母校的发展非常关心，见证了山东大学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呢！
曾有报道这样写道：“项怀诚中文系出身，在回母校山东大学的演讲中，情到深处，哽咽无语，他更像是一个在数字森林中踱步的诗人。”“虽官居显要，但是老学长的讲话幽默诙谐并不乏诚恳，在台下的学弟们中大受欢迎。如果说老学长出场时同学们轰动是因为其部长的名头，但是开场白之后，大家被吸引则是因为它的发言了：真不愧是中文系正牌毕业生！”从采访中我们也感觉到，虽时过境迁，但项部长对山大今天的发展非常熟悉，正如他所说：“每个学生对自己的学校都有份感情。”
关于校董会名誉主席——“受之有愧，却之不恭”
项部长作为曾经的国家财政部长、现任的国家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具有与众不同的社会声誉和社会影响。当我们问及对校董会工作的建议时，他却一直强调：“母校请我回来担任这个职务，我是‘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啊！”项部长对山大成立校董会表示支持，校董会建国以后在我们国家的大学里是个新事物，在全世界却不是新事物。不过国内和国外校董会又有不同，“简单地说，在美国，校董会是老板；在中国，校董会就是顾问。”他举了个生动的例子，我们一听就懂，“现在很多大学都建有校董会，实践证明为学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应该走这样一条依靠社会各个阶层一起办好大学的路。”
“我还没有做过这个工作，对此很生疏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吧！”项部长坦然地说。我们都笑了，为他的谦虚。
同学情谊深——“我爱我的新山大”
项部长上大学的时候，校园里流行着这样一首歌，叫做《我爱我的新山大》。那首歌并非出自名家之手，而是５６级中文系的１０８名中国同学和越南留学生共同创作的结晶。“那个越南的学生叫阮福，他有点越南腔，经常边弹吉他边唱这首歌，别有一番风情！”项部长对此事记忆犹新，在山东大学百年校庆之日还用此歌名作为演讲稿的结尾：“多少年来，这首歌一直埋藏在我的心底，它表达了我这个普通学生对母校的爱恋之情。今天，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我愿意再一次用这首歌的名字来表达我，以及千千万万个山大学子的共同心声：我爱我的新山大！”
项部长的老同学石家麟最近出了一本书《山泉集》，他给题写了书名，其中记载了许多他们同学之间深厚的友谊和美好的故事，从这本书上，我们得知班里学生的年龄相差比较大，而他是年龄最小的同学，只有十七岁。“对啊！我们班上只有四个像我这么大的，记得当时最大的学生是１９２５年的，比我大十四岁！”说起那时的事儿，项部长开心得像个孩子。
为了纪念入校五十周年，当年的老同学们最近在北京聚会了一次，一群大学时代相识的老人在古稀之年还能一起回忆年轻时的大学、年轻时的日子，让我们深深地羡慕。
大学生的在校学习——“不要过分强调你的专业”
在山大百年校庆典礼上讲话时，项部长说：“我非常感激母校对我的培养，山大对我们的培养不仅是专业上的，而且是人格和素质上的。”
谈起人格和素质的培养，他似乎又有着许多记忆。“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对此体会比较深，在学校的四年中，严格地讲‘读书不多，受到政治上的锻炼不少’。入学第一年认真读了一年书，第二年‘反右斗争’，第三年‘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第四年反右倾，我们的大学生活充满了政治色彩，很多时间都是去基层、农村劳动。”
“别完全否定我们当时的这些实践，我们是在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知识分子成天关在屋子里也不好，应该放下架子到工农兵里劳动。”他建议我们现在也要参加一些劳动、政治活动、社会实践，不过现在的方法和条件都比他们那时候恰当，“基本劳动对一个人的性格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我在校庆上说了那段话。”
项部长本来是学中文的，可是后来做了财政部长，现在又是社保基金会的理事长，大家都不解于这一系列的跨专业。正如他自己的幽默介绍：“我是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一个‘不务正业’的学生。我的专业本来是很高雅的，富有翰墨的芬芳，我却一辈子在钱眼里翻跟斗，和‘孔方兄’打交道，翰墨香是没有了，铜臭味倒有了一点。”其实这一切并不是偶然，当时山大学风严谨而又自由，项部长是中文系的学生，却经常去历史系听课，甚至还选修数学系的课程。“当时只是出于爱好，可现在看来，统统都派上了用场。”
结合自己的经历，项部长告诉我们：“大学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仅仅是打基础。我们这一代所学专业多是组织指定的；而你们新一代人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利，但也不要过分强调你所学的东西”，“毕业后也可以做和你专业不同的工作，有时相差甚远。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样的体验看作是一种挑战，一种再学习的机会。”其实，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我们无从选择，只有在大学里打好“通才”的基础，踏入社会时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专才”的涵义。
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项部长建议我们大学生把握好四个基础：做人基础、计算机基础、外语基础、人际关系基础，“打好这些基础，做什么都能做好！”
项部长轻轻地拿起放在桌上的录音笔，“来，把你们的高级设备收好！”我们都笑了，有种由内而外的愉悦与轻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