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曲教授，作为校董会成员您如何看待校董会的意义呢？

曲格平：这次来参加校董会，一方面是因为展涛校长的热切邀请，另一方面是由于这次校董会的成立对于山大的发展意义重大。目前我校的校董会是一个咨询性团体，类似顾问团性质，这与国外的校董会很不同。国外的校董会有一定的决策权，可以决定校长人选，但是我国的国情不同，目前还做不到这些，我们成立咨询性的校董会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记者：您如何看待校董会对山大发展的意义？

曲格平：我校的校董会对山大的发展主要有两层意义：

首先，校董会作为一个咨询性机构，可以把各方面的优秀人才聚集到一起，集思广益，为山大的发展出谋献策。

其次，校董会里有很多的社会专家和名人，可以把社会办学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整合社会资源，目前不少校董就表示要为山大做一些实质上的贡献。如校董郭台铭先生，是山东人，也是台湾的大企业家，长期以来一直很积极的为山大提供经济上的帮助。校董会的成立，让很多杰出校友和社会名人意识到自己对学校的责任，以后会为山大作出更大的贡献。

记者：您如何看待山大目前的发展？能否谈谈您对山大今后发展的建议？

曲格平：最近看到了一份新出的世界名校排名，发现前２０到３０名全是美国的高校，中国仅有香港大学和北大进入排名，可见我国的高等教育和世界还有一定的差距。

要弥补这样的差距，我觉得要做的事情很多，但主要有两点：一是提高教学质量。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教学质量是衡量学校第一位的标准。国外的知名大学很重视教学工作。我在担任哈佛大学的兼职教授时便规定每年至少讲课一次，否则便取消兼职教授资格。美国副总统戈尔曾是哈佛大学兼职教授，也要遵守他们的制度。有一次戈尔因为公务繁忙整整一年没有来讲课，哈佛大学便取消了他的兼职教授资格。二是科技创新。大学聚集了大量的精英，这些精英需要发挥出他们的价值，拿出科技创新的成果。这一点的重要性可和教学质量媲美。

山大是国内很好的高校，要积极发挥出学者们的作用，向国外最高水平看齐，要有自己的创新，要有自己的奋斗目标。学校的经费也要首先用在科研上。

记者：相隔半个多世纪以后再回母校，山大的哪些变化对您触动最深呢？

曲格平：我在山大上学的时候校址还在青岛，毕业之后山大经过了几次搬迁，我差不多都过来了，每次都有很大的变化。现在山大发展很快，教室多了，楼多了，校区也多了。学校变得更漂亮了。大学像这样的发展速度是很少见的。

说一下南外环新校区，它四面环山，长满树木时将会是省内乃至国内有名的美丽校园。但是该校区外的山上都盖了很多房子，七零八落，很难看，影响了整个校区的整体美感。我们校董看到后立即起草了一份提案，要求市政府立即拆除和限制这些建筑，上午校董们签好名，下午我就把提案送到了济南市市委书记手中。南外环新校区是个好地方，悉心保护，将会是济南市的旅游亮点。

记者：据说您是中文系毕业，什么机缘使您的专业跨度如此之大？您是怎么适应这种跨越的？

曲格平：我当时在山大学的是戏剧，毕业前夕作为学生干部被分配到上海，搞电影艺术，跟着导演一起做剧本。一段时之后就觉得自己在文学方面的悟性很有限。正巧这时文化部下属的长春电影胶片研究所去我们那里招一个大学生作胶片研究，我就去了。后来才知道胶片与光化学关系密切，但是光化学主要在暗室操作，看不见摸不着，我一开始很手足无措，组织就安排我去当时的东北大学（现为吉林大学）化学系学习。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对很多事情都有很大的兴趣，所以接触化学后觉得很新鲜，上手很快。

１９５７年我在保定任乐凯胶卷厂首任厂长。１９５８年正是大跃进发展的轰轰烈烈的时期，因为饥荒，我们只能被迫捞河草充饥，我作为厂长曾用开玩笑的口吻说道：“牛吃草能产奶，人为什么不能吃？看来改造胃要和改造思想同时进行！”因为这些话语，被当作小彭德怀批斗。后来因为我的出身好，经调查之后调到化工部工作。

１９６１年全国出现大饥荒，毛主席作了自我批评，我的职务也得到恢复，担任有机化学处处长，后又在军管会抓生产，直接向周总理汇报生产工作。后又调到国务院作为周总理的直接下属与李先念共事。

当时文革时期很混乱，党中央成立了１６人小组主管国民经济规划，我是其中之一。当时化学污染严重，我又是学化学出身，就被选为组长，主管环保工作。在科学院的帮助下，搜集到了很多环保方面的情况，然后向国务院上报，就这样走上了环保之路。

记者：在您的环保经历中感触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曲格平：在这段经历中给我激励最大的是周总理。总理对中国做的贡献太多，他的看法很具有前瞻性。在“文革”社会极端混乱的情况下，他居然能冷静地跟我们讨论环保的问题，我们当时都很不解，现在回想起来，总理是怀着对民族的高度责任心提出这些问题的。只有一个伟大的领袖才能有这样的品质。现在很多人说我是“中国环保之父”，其实，当时的很多做法都是总理授意的，中国的环保事业是由总理开创的。

记者：目前我国的环保工作推进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您认为在哪些方面需要加强？

曲格平：从文革到现在，有好几十年了，经过这几十年的治理，取得了很多成效。很多人会觉得我们现在的环境并不是最理想的，但是如果不是从文革就开始对环境进行治理，情况会比现在糟糕得多。

中国曾是传统的封建社会，有着长期人治而非法治的历史，如果没有周总理当时提出进行环境保护和治理，到今天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在文革非常混乱的时期，很多正常工作被停止，我转到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工作了一段时间，了解了很多国外的环保治理案例，觉得法制对环境治理很重要。目前我国已经有几十部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出台，从无到有，应该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虽然近年来法律的出台数量减少，但还是大体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符的。从法治到人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政府也要深化改革。

记者：你认为大学生在环保事业中应当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曲格平：大学生可以成立一些环保组织进行调查研究，平时可以多做环保方面的宣传。前段时间北大举行了“中国青年环保大会”，我在会上看到很多年轻学生身上都具有为环保事业献身的精神，心里很感动。我们要把环保从少数人的事业变为多数人的行动。

记者：曲教授你是３０年代生人，我们是８０年代生人，我们之间相隔几乎有半个世纪了。作为长辈，你对我们这代人有什么建议和期望？

曲格平：第一点：改革开放以后思想宽松了很多，很多问题应该重新考虑。中国现在虽然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还是充满希望的，在以很快的步伐往前发展。现在很多年轻人自我意识太浓，不大关心国家问题，是很不好的现象。正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年轻人应该有振兴中华的责任，有舍我其谁的气魄。第二点：要努力发挥自己聪明才智。尽管中国目前有很多缺陷，但总体环境是十分宽松的。中国的发展在于人。年轻的学生应该多创造新的东西。

采访手记：第一次见到曲教授，就觉得他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老者，刚进门就主动地和我们拉家常，把我们采访的紧张情绪一扫而光，采访也在融洽的气氛中很自然的展开。虽然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但是曲教授精神矍铄，声音洪亮，没有丝毫的龙钟老态，而且思路非常清晰。在回忆往事时如数家珍，言无不尽，让人不得不佩服他惊人的记忆力。在采访中最让我们感动的是曲教授对中国环保事业的深切关切和对中国深沉的爱，他的欣慰和忧虑无不与中国环保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他的一言一行都在践行着他对我们的期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国环保事业的发展任重道远，每个人都肩负着沉甸甸的责任。但愿此篇访谈能唤起更多人的环保意识和热情。